【今日朝阳网】远去的小山村（中）

远去的小山村

文/郑文革 摄影/田润丰 编辑/雅贤

　　我一直以为，那个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的小山村，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那个给了我童年、少年欢乐的小山村，会是我一生的牵挂，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会如影相随。然而，随着2007年我长大的院落在小山村的消失，这个原以为会让我刻骨铭心的小山村，却与我渐行渐远......

　　我无法走出我为自己做的茧，在无奈的挣扎中，心隐隐作痛。在每一个寂静的夜，远去的山村款款走近我的茧内，用它全部的柔情倾注我破茧而出的力量。

　　淑清、小五、国庆、树生和我都住在小山村的南街。淑清、小五、国庆三人的父亲是亲哥兄弟，同住在他们于氏家族的大院子里，而树生和我的家都与于家大院挨着，我们5个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他们都长我两岁，我们一起上的小学，小学老师是国庆的母亲，和我同姓，论辈分我叫她大姑。
    因为大队的小学要过小山村东青龙河的石头桥，容易掉落水中，为了照顾河西边几个村子的孩子，我们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在村南头小队场院旁的一个茅草屋教室读的书。长条凳子，简易的桌子，还有用谁家做饭的大锅底下挂的黑灰调成墨汁刷的黑板，虽教室破旧，条件简陋，但无忧无虑的我们却像落在场院内找食的一群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吵吵闹闹，总是那么玩皮和快乐。
   每年的寒暑假，我们五个总在一起玩游戏写作业，还在于家大院里，用小五大哥过年时扭秧歌的高跷，练踩高跷。印象中小五、国庆和树生都熟练踩着高跷走，我也能不用别人搀扶走几圈，可木讷的淑清怎么也没有学会。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光，总有许多令自己在成熟后想起来忍俊不禁的趣事。常常让我想起的是寒假我们偷生产队后院里用来冬季喂牛马驴的秫秸杆的一件糗事。

　　七十年代初，刚上小学的我们接受着毛泽东思想教育，爱党、爱祖国、爱集体。假期我们自愿组成做好人好事小组，将小山村的十字街两条主街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除夕夜到生产队护院防火，主要是防止村民放鞭炮引起堆放在于家北墙外的生产队后院里的秫秸杆着火。那年的正月，我们中的两个男孩国庆和树生站在院墙上站岗时，无意中抽出一玉米秸，除叶子发黄外，秸秆还是绿色的，扒去秸秆的外皮，嚼起来比秋天刚割完时的汁还要甜，多年后都让我念念不忘，那甜杆的滋味儿比城里卖的甘蔗好吃千倍万倍。
   有一次，我们在大姑家写完作业后，国庆和树生就提议，去生产队后院偷甜杆吃。受到家里严格教育，又胆小的我，初始不同意，装上书包准备回家，可少年贪玩的天性，还有冬天里那甜杆的诱惑，让我终于架不住他们四人的劝说和帮我翻墙找甜杆的许诺，忐忑不安地随他们来到生产队后院的墙外。看到那么高的石头砌的墙体、泥抹的厚厚墙帽的院墙，我再次打了退堂鼓，可国庆说，他先翻墙跳进去接应，让小五、淑青和树生将我抱上去，同时一再嘱咐我们要小点儿声，别让庄里人看到，特别要注意不能让生产队长陈庆抓到。
   其实我不想去的原因中除了自己不能翻墙，怕姥知道挨骂挨训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特别怕队长陈庆。陈庆是一个古板、严厉、不讲情面的人，小时候我几乎没看到过他的笑脸，上学时我曾亲眼见他训斥到学校旁生产队的场院边捡拾散落粮食粒的大人和孩子，所以心里对他充满了恐惧。没容我多想的时间，小五和淑清将又瘦又小的我托举到爬到墙中间的树生旁边，树生倒出他的一只手又将我推到墙头，因为五谷的秫秸靠墙堆满了生产队的后院，国庆让我自己跳下去，他在旁边负责不让我落在秸秆上时站立不稳摔倒。就这样，在他们四人的帮助下，我顺利跳进墙内。等小五、淑清和树生都跳进来后，我们几个找到一处堆放玉米秸的地方，将一些秸秆取出，然后坐在倒出来的空地寻找甜秸秆。一边尝一边说笑，每个人都找了很多甜秸秆。就在我们忘乎所以，满载胜利果实准备原路原墙原计划逃回时，传来吼声：“你们几个兔崽子，在干啥?!把东西给我扔这儿!让你们祸害人!”国庆、树生、小五、淑清“妈呀”一声，国庆说：“不好，陈庆来了!快跑”!他们四个早把当初劝我和他们同去时的承诺抛到脑后，扔下不知所措、吓得哇哇大哭的我，拿着甜杆快速翻墙逃走。陈庆大步流星走到我跟前，一边归拢被我们翻得乱七八糟的秫秸，一边骂：这帮小兔崽子们，不好好念书，就知道祸害人。
   随后看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说：“你还知道哭呢，你怎么也不学好，看我不告诉你姥姥，让她打你!还不赶紧从大门出去!”我顾不得陈庆来时吓得我扔在地上的甜杆，哭着走出了生产队院子。快到家时，小五他们四人从于家大院门口跑出来，问陈庆打没打我，是否告诉家人。我生气他们只顾自己逃跑不管我，不理他们，他们不停地赔礼道歉，每人给我好几根甜秸秆，还答应帮我和我姥撒谎说带我去青龙河滑冰，我这才破涕为笑。

　　令我奇怪的是，姥并没因这件事训我，还是过了好几天我主动向姥做了坦白交待。长大后我才知道，给我印象凶悍的陈庆，当时只是吓吓我们，免得我们再翻墙翻秸秆，怕不小心摔坏我们，也让生产队集体的牲口一冬的草料得到保障。在我第一次走出小山村考到县城读高中那年，生产队的院子拆掉了，几个村民在那里建起了住宅。看到那一幢幢新落成的青墙瓦舍，我想起了冬季盛满秸秆的生产队后院，还有那甜甜的秸秆，还有直到今天我仅有的一次“偷”的经历，甜蜜、失落、感慨，各种滋味交织心头。而队长陈庆，因为那次被抓被训斥，让原来就怕他的我变得更不敢正视他。

   直到走出小山村，1991年初秋领着9个月大就已会“单字蹦”的女儿回娘家，抱着女儿在小山村的十字街玩耍时，女儿兴奋地手指在街上溜达的几只鸡，不停地喊：“鸡!鸡!鸡!”，这被正和村里人闲聊的陈庆听到,他吃惊地和那些人说：“快看，文革家的孩子，才这么大，就会说话，和她妈小时候一样聪明，将来也错不了!”那时的陈庆，已是60多岁的老人，有些驼背，再没有当生产队长时的严厉和霸气，说这话时满脸的笑意，慈祥和蔼，俨然一位饱经风霜、善良温和的老人。我想他早已忘记我到生产队后院偷秸秆被他抓到的那件事了。在他眼里，从小到大我始终都是一个聪明乖巧礼貌懂事的孩子，也正因如此，被他抓到后才让他更愤怒更失望，但尽管非常生气，他仍没有和家人告我的状，给我留足了自尊和自己醒悟的空间。

　　生产队堆满秸秆的后院，不是富丽堂皇的庭院，更没有花样众多的儿童游乐设施，它富有时只不过是堆得满满的五谷的秸秆，可它却给了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那就是如何做人!生产队的后院在我的视线里淡出了40多年，而当年的生产队长陈庆也已离开人世10多年，他们就这样经不起岁月的变迁，在小山村无声无息地消失，离我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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