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国民政府迟迟不肯对日宣战？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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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什么卢沟桥成为抗战爆发地点？为什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为什么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胜利花环不仅是夺目的荣耀，更是切肤的警醒。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国民政府迟迟不肯对日宣战？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下决心抗战。他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多次引用的抗战名言。

　　蒋介石对于抗日的考虑，有他的被动之处。

　　第一，他一直是想“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但共产党人始终无法剿灭，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紧逼，再不抵抗，连“安内”的空间都没有了。

　　第二，国内外皆施加巨大压力。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强烈要求抗日，国外的英美政府也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不希望他后退太多。

　　第三，“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

　　很多人看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才知道，“西安事变”时，宋美龄曾把周恩来带来，与蒋介石两度会面，达成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协议。过去，蒋从西安回到南京后，绝对不承认事变中与共产党有过接触。当然，蒋介石抗日也有他的主动所在：一是感情基础，二是利益基础。感情基础，从宋美龄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宋美龄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宋美龄母亲病重，宋美龄陪伴在床前，问了母亲一句：“您的祈祷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好让它再也伤害不了中国？”当然，蒋和宋都恨日本，日本人对蒋也基本没有好感，后来几次谈判，谈到最后都想让蒋下台。

　　利益基础，从他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处置结果的后悔可见一斑。1932年6月，蒋介石听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翁文灏的汇报，介绍东三省煤炭占全国60%以上，铁矿占82%，悔此前决策错误，在日记里写道：“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对内、对外之政策之错误也。”这也蒋介石抗日的动因之一。

　　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为什么战争发生在卢沟桥？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细节，细节里面的名堂非常大。冠冕堂皇的浮夸，往往被细节击穿。

　　通常所谓“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习主席提到的14年抗战，则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那么，国民政府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时，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有3年零8个月的时间。

　　从常识上，多数中国人都以为“七七事变”全面打起来就算宣战了，其实不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10年零3个月；即使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全面抗战也已经进行了4年零5个月。

　　既然蒋介石有感情的因素，有利益的因素，知道必须跟日本作战，但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最终对日宣战？最直接的原因，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这才鼓足勇气，紧随美国之后宣战。

　　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在侵略者明火执仗、南京屠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竟然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耻辱吗？

　　当然，国民政府有些客观理由。据当时的兵工署统计：库存子弹5亿发，长江北岸山炮、野炮炮弹12万发，克虏伯野战炮炮弹10万发，合计22万发，只够20个师3个月的使用量。

　　1937年7月31日，“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邀请他的“智囊”——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一起吃饭，告知他们决定抗战。胡适问：能支撑多长时间？蒋答：6个月。当时就这个底数。所以不敢正式宣战，一边打一边想和，能妥协就妥协，能不打就不打。蒋的抗战，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到底的决心。

　　所以，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秉承希特勒意志，出面“调停”。德国希望日本从中国战场拔出腿来，进攻苏联。日本从东面进攻，德国好从西面进攻。日本跟中国打起来，对德国来说是个不小的麻烦。日本当时提出了7个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第二，华北非军事区；第三，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对日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主权。

　　最初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东北已经丢了，华北又被日本占领，现在还要内蒙古自治，胃口太大了，不行！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刚刚表态不能接受，7天之后，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于是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提出的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

　　其实，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已经说过：“如果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行为，这我敢做。”这些话，国民政府绝对不会拿出来说，但他当年的确做好了以长城为界的准备，东北就算了，只求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就行。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历史在这里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如果当时，真的按照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停火，日本倒是从中国抽身了，可蒋委员长“抗日英雄”的光环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尘埃，日本战争机器的寿命不知要延续多久，东亚战争的蹂躏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但问题是，日本此刻已经利令智昏了。

　　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立即变本加厉，7个条件不够了，再加4个。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区设立特殊机构、伪政权，这已经是亡国的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再退，对陶德曼说“绝无接受之余地”。日本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抽身的机遇。

　　研究日本战争史，我猜想很多日本人对这段历史做内部评估时，一定很后悔——当年见好就收多好啊，胃口太大了。可是错过一次机遇，后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紧接着，1938年5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过去跟蒋介石私交非常好。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亡命日本，宇垣一成给予精心照料，两人结下友谊。蒋介石一看老朋友当了外相，觉得有戏了，可以做文章。于是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要谈，要和，别再打下去。

　　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下孔祥熙的表态：

　　“内蒙古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

　　“领事解决不了，再派公使或大使。”

　　这就间接承认了“满洲国”独立，承认了内蒙古的特殊地位。不但丢了满洲，连内蒙古都丢了。今天很多人说，是共产党丢了外蒙古——且不说外蒙古丢失事实上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看看孔祥熙和宇垣一成的谈判，不但放弃东北，连内蒙古都要放弃。

　　宇垣一成的日记在日本已经公开了，台湾方面马英九他们从不引用，觉得对蒋介石不好。当然这事后来也没搞成，因为日本陆军强硬派不同意宇垣一成的意见，坚持要“蒋介石下野”，最终使交涉告吹。

　　孔祥熙都讲到什么地步了？孔说，若蒋委员长下野，就没人跟你签署协议了，让我下台行不行？我是行政院院长，第二号人物。日本人说，不行，就得蒋下野。两边谈不拢，这才告吹。当然，这也相当于日本人错失了第二次机遇。

　　日本人第三次错失机遇，是1939年3月，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方人员在香港悄悄谈判。得到消息的共产党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于是谈判被迫夭折。日本人第四次错失机遇，是1940年军统局派人冒充“宋子良”，于3月和6月分别在香港、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进行交涉，被日方列为“桐工作”。双方讨论的中心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蒋介石特别提出“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不能让外界任何人知道。

　　1940年7月22日夜，中日双方正式交换备忘录。

　　日中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宜，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进行会谈之亲笔证件，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8月上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中停战问题。代表铃木卓尔（印）代表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1940）年7月23日

　　以长沙作为会谈地点，是中方国民政府选定的。当时长沙还被共产党控制，因为汪精卫也要来，日方担心不安全。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及蒋介石，所谓“三巨头会谈”，主要是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商谈日中停战问题，

　　然后三方商谈汪伪政府前途问题。

　　后来日方又提出：能不能在洞庭湖上谈。因为洞庭湖是中立地带，你来一个船，我来一个船，日方觉得安全。国民政府代表认为不行，就在长沙谈。日方又提出中方应以书面形式保证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的安全，但蒋介石不愿意写，要“绝对保密”，不能把任何字据放到对方手里。就在双方因此来回扯皮的时候，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记录了珍贵的一段：

　　“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期间，曾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利那……中共察觉到了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今天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打掉降日派、和谈派的说法是“虚”的，你可以去看看日本人的记录。

　　上述秘密协议于1940年7月23日达成，“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发动，硬是把这场会谈给搅黄了。

　　什么叫中流砥柱？很多人说，共产党就打了几场战役，国民党打了22场战役，总拿数字作对比。我们共产党人自己也说不明白，搞不清楚。其实，历史不是没有给日本人从中国战场抽身的机遇，被他们一次次错过了。一是日本方面本身胃口太大，吞下的东西根本消化不了；二是共产党方面的坚决态度。

　　再回到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之后，国民政府其实还在犹豫，因为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作战连连获胜，美军连菲律宾都丢了，全面后退。蒋介石有点儿后悔，怕美国人顶不住。罗斯福之所以担心“中国战场崩溃”，就是觉得蒋介石三心二意。直到中途岛作战日本海军失败，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日本陆军失败，蒋介石这才算心里有了点儿底。

　　整个抗战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颤颤巍巍走过来的。当然，蒋介石与日本人的妥协和周旋也可以理解。以时间换取空间，以谈判拖延时间，做更多的准备，好跟日本人对抗。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跟强国的对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当中，有6次提到“弱国”，主要意思是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其实，还有一些他未曾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弱”：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也弱。一个国家的弱，绝不仅仅是国力、军力、装备、训练的问题，同样包括民族心理问题、国家意志问题。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在我中华大地制造了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的“中村事件”、7月的“万宝山事件”、9月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的“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的“张北事件”、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这么多的事件，也未能让国民党痛下决心，与侵略者撕破脸皮彻底决裂，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和“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这也许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从一开始就不想干到底，总以为给对方面子就是给己方面子，给对方台阶就是给己方台阶。

　　日本方面不断地制造危机，利用危机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我方则一直在后退，企图通过忍让换得和平。再也没有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怀着这种想法，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惯性！

　　当然，美国人也讲“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讲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天天在打，打得自己都疲惫不堪、资源耗尽，才想能否找到不战的方法。我们是从一开始就不想打。那么，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呢？如果美国不宣战呢？这场中日之间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不值得思索吗？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