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胜Ⅱ》013(金一南)

摘要:蒋介石对于抗日的考虑,有他的被动之处。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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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文/金一南

第二章 即使胜利也不能忘记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为什么卢沟桥成为抗战爆发地点?为什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为什么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胜利花环不仅是夺目的荣耀,更是切肤的警醒。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国民政府迟迟不肯对日宣战?(上)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下决心抗战。他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多次引用的抗战名言。

  蒋介石对于抗日的考虑,有他的被动之处。

  第一,他一直是想“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但共产党人始终无法剿灭,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紧逼,再不抵抗,连“安内”的空间都没有了。

  第二,国内外皆施加巨大压力。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强烈要求抗日,国外的英美政府也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不希望他后退太多。

  第三,“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

  很多人看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才知道,“西安事变”时,宋美龄曾把周恩来带来,与蒋介石两度会面,达成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协议。过去,蒋从西安回到南京后,绝对不承认事变中与共产党有过接触。当然,蒋介石抗日也有他的主动所在:一是感情基础,二是利益基础。感情基础,从宋美龄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宋美龄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当时宋美龄母亲病重,宋美龄陪伴在床前,问了母亲一句:“您的祈祷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不向上帝祷告,以一场地震摧毁日本,好让它再也伤害不了中国?”当然,蒋和宋都恨日本,日本人对蒋也基本没有好感,后来几次谈判,谈到最后都想让蒋下台。

  利益基础,从他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处置结果的后悔可见一斑。1932年6月,蒋介石听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翁文灏的汇报,介绍东三省煤炭占全国60%以上,铁矿占82%,悔此前决策错误,在日记里写道:“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对内、对外之政策之错误也。”这也蒋介石抗日的动因之一。

  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为什么战争发生在卢沟桥?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细节,细节里面的名堂非常大。冠冕堂皇的浮夸,往往被细节击穿。

  通常所谓“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习主席提到的14年抗战,则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那么,国民政府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时,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只有3年零8个月的时间。

  从常识上,多数中国人都以为“七七事变”全面打起来就算宣战了,其实不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41年12月9日正式宣战,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10年零3个月;即使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的全面抗战也已经进行了4年零5个月。

  既然蒋介石有感情的因素,有利益的因素,知道必须跟日本作战,但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最终对日宣战?最直接的原因,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这才鼓足勇气,紧随美国之后宣战。

  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在侵略者明火执仗、南京屠城、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竟然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耻辱吗?

  当然,国民政府有些客观理由。据当时的兵工署统计:库存子弹5亿发,长江北岸山炮、野炮炮弹12万发,克虏伯野战炮炮弹10万发,合计22万发,只够20个师3个月的使用量。

  1937年7月31日,“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邀请他的“智囊”——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一起吃饭,告知他们决定抗战。胡适问:能支撑多长时间?蒋答:6个月。当时就这个底数。所以不敢正式宣战,一边打一边想和,能妥协就妥协,能不打就不打。蒋的抗战,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到底的决心。

  所以,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秉承希特勒意志,出面“调停”。德国希望日本从中国战场拔出腿来,进攻苏联。日本从东面进攻,德国好从西面进攻。日本跟中国打起来,对德国来说是个不小的麻烦。日本当时提出了7个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第二,华北非军事区;第三,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对日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主权。

  最初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东北已经丢了,华北又被日本占领,现在还要内蒙古自治,胃口太大了,不行!1937年11月12日,蒋介石刚刚表态不能接受,7天之后,上海沦陷,日军直逼南京。于是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提出的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

  其实,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已经说过:“如果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行为,这我敢做。”这些话,国民政府绝对不会拿出来说,但他当年的确做好了以长城为界的准备,东北就算了,只求回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就行。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历史在这里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如果当时,真的按照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停火,日本倒是从中国抽身了,可蒋委员长“抗日英雄”的光环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尘埃,日本战争机器的寿命不知要延续多久,东亚战争的蹂躏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但问题是,日本此刻已经利令智昏了。

  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立即变本加厉,7个条件不够了,再加4个。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区设立特殊机构、伪政权,这已经是亡国的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再退,对陶德曼说“绝无接受之余地”。日本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抽身的机遇。

  研究日本战争史,我猜想很多日本人对这段历史做内部评估时,一定很后悔——当年见好就收多好啊,胃口太大了。可是错过一次机遇,后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紧接着,1938年5月,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过去跟蒋介石私交非常好。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亡命日本,宇垣一成给予精心照料,两人结下友谊。蒋介石一看老朋友当了外相,觉得有戏了,可以做文章。于是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要谈,要和,别再打下去。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力作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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