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200(金一南)

摘要:5月18日,张浩、周恩来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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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三节 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五)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张国焘2月9日回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

  5月18日,张浩、周恩来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中央长期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系、这一联系又被张国焘独自把持,中央既不了解二、六军团现状,又不知道张国焘对二、六军团都说了些什么,所以曾担心两支部队会合后,会不会又增强了张国焘的力量。

  情况再次变得复杂。就二、六军团先与四方面军会师这个问题来说,唯朱德显得比张国焘和毛泽东心里都更有底。

  他后来对二方面军同志说:“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这里阴错阳差,把团结搞起来了”;“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朱德确实言中了。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是十分自信的。他相信能够通过做工作,把二、六军团这股力量拉过来。

  张浩那封“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最大之不足,便是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朱德、刘伯承对二、六军团的影响。

  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焘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列宁论联邦》反驳张国焘时,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焘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

  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焘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

  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

  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焘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

  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焘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月29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马,几百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一百个。我们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呢?

  毛泽东在最困难时刻的讲话中,为人们树立的榜样是贺龙。

  40年后,贺龙被认为搞“二月兵变”。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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