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187(金一南)

摘要: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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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一节 踌躇分水岭(三)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力作

[编辑 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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