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182(金一南)

摘要: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

“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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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伏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第三节 山丹丹花开(四)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

  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对朱理治同志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99lib?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军就不敢占永坪镇。”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同意了。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1954年,彭德怀、马明方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入迷雾的问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

  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

  两支红军的矛盾,最初表现为会合后的人事安排,继而是应采取的战略战术。红二十五军能打硬仗,战斗力强,干部军事素质高,但在新环境中人地生疏,红二十六军则基本还是游击队性质,不擅长正规作战,但人熟地熟。两军合编作战,必然在如何用兵、攻击何处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各自都坚持扬长避短的时候,就容易使对方感到有些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两支红军以前素未谋面,都长期处于敌人包围,在极端艰苦复杂条件下战斗,不能不对周围保持高度警惕。二十五军未到陕北,就听到二十六军混进了陕西省委的右派,二十六军则传说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这些因素加到军事方针的分歧上面,必然使原本不复杂的局面变得复杂起来。

  再加上一个在鄂豫皖苏区就擅长肃反、擅长逼供的戴季英。

  我们说成功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挫折就不是一分一分累积的结果了吗?让一个刚到陕北两个多月的28岁的省委书记承担全部责任,能完成对挫折的彻底借鉴了吗?

  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

  历史证明:刘志丹、徐海东,都是中国革命的大英雄。

  刘志丹等人创立的陕北根据地,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前后整整一年二万五千里的寻找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刘志丹几次遭难。1932年底,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曾指责谢子长、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实行“土匪路线”,同时撤了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六军正副总指挥职务。刘志丹在部队没有职务,行军时背黑锅,干炊事工作。后来叛变的倒是杜衡本人。

  毛泽东、张闻天都要求快放刘志丹。

  谁都不是神。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也有深刻教训。主要是江西苏区打AB团。

  老将军萧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团是在1930年11月上旬从赣江西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的。首先是总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师打AB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个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

  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

  当时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写道:“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若不严厉捕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30000人的一方面军竟然“破获AB团四千四百人以上”,肃反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力作

[编辑 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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