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053(金一南)

摘要: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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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四章 “围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第三节  战场与战将(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因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且还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号军人!

  从极端之处说:恰恰是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失败,使朱德面临历史的机遇。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是九军副军长,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1个营。

  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儿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有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儿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金文

[编辑 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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