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金一南)

摘要: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一南金文”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金文”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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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

文/金一南

第一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①李鸿章(1823-1901),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痛定思痛,于是有了1861年同治皇帝钦准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这个也算轰轰烈烈的运动,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竟然还早了7年。

  ①爱新觉罗•载淳(1856-1875),即清穆宗,年号“同治”,清入关后第八位皇帝。为清文宗咸丰帝长子,在位共13年。终年19岁。葬于清东陵之惠陵(今河北省遵化)。

  ②曾国藩(1811-1872),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左宗棠(1812-1885),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同治回乱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吗?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战争爆发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将历史为我所用的成分,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

  ①康有为(1858-1927),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回国,信奉儒家学说,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对中国病灶认识最深刻的,还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当年放弃科举、先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的人,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①严复(1854-1921),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表面上说保江山社稷,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就如《清史》记载的《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道光皇帝那句感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不觉得对不起天下劳苦大众、对不起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只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仅仅对祖宗负责而已。

  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马关条约》,演出一场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虽然损失巨大,但自己的皇位总算没有被撼动。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的几张牌九,玩儿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为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被外国军队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顾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统治者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普遍的冷漠与普遍的麻木,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结果形成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之下。

  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登陆后,类似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倒是当地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照样有中国民众随联军之后,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全部兵力加起来只有18811人,竟然能够用10天时间攻陷北京,为什么?一方面虽然“义和团”人数众多,但仅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势。只能是以卵击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样是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联军部队进抵北京,城墙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众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沿此缺口攻入城内。攀墙围攻皇宫,同样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甚至有民众骑于墙头帮助嘹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口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端着手站在两旁,事不关已地麻不观看。

  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19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开始。马克思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53年后,这个帝国死去了。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2700余年,危机则持续了71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场又一场反侵略战争始终得留在王朝战争层面而无法转化到民族战争层面,最终决定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覆灭。

  如果某日清晨,你登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年亭,向南跳望时,会发现茫茫苍苍的晨曦之中,气吞霄汉的紫禁城被万缕霞光化解为一片 金碧辉煌的汪洋大海。这景象定会令你终生难忘。站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上,飒飒晨风中,历史沧桑扑面而来。你在感动与震惊之余,便充分领略了中国封建制度之严密、之完备、之持久,那也许可算世界封建制度的顶点。

  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山脚下绿色栅栏围起来的那棵枯树。忘记在那里上吊前呼天也不应、呼地也不应、呼人也不应的皇帝崇祯

  ①朱由检(1611-1644),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耽,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你忽略的那棵枯树,就是使你震惊的那片雄浑与苍凉的真正注释。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一南金文

[编辑 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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