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特稿

最好的纪念是懂得如何继续

文图/舒丽敏（辽宁朝阳）

　　2018年9月28日下午4点30分许，接到弟弟电话，说老叔去世了。

　　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车上，我久久无言，只是发呆。前不久的中秋节，老叔还让我去北票过节。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北票老叔的家中相聚，谈家事，谈书法，谈未来。

　　去北票殡仪馆的路上，天阴似墨，大雨如注，闪电一次次照亮大地。路不熟，我不得不一次次把车子停下来，确定路线。雨是为老叔下的，闪电是为我们照亮的。

　　殡仪馆的玻璃棺内，老叔安详地躺在里面，面目如生，只是嘴微微地张着，似有未尽的话要说，似乎心有不甘。呆呆地静立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老叔、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得不到他的爱抚鼓励了，泪珠就一滴一滴地掉下来。他在家中悄然离去，保姆做完饭喊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没有遗言，没有痛苦，没打一声招呼，像秋天里的一片落叶静静地飘向大地。

　　老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解放初期，他从一个穷困的小山村考上了热河财经学校，靠自己的努力成长为一名高级会计师，成了家族的骄傲和楷模。工作在北票的老叔回家过年是全家最幸福的事，年，也因为老叔的归来意义非凡。老叔字好，尤其是隶书写得漂亮，全村过年的对联都是老叔写的。从腊月二十五六开始，一直写到年三十的早晨，村子里一波波拿着红纸等候写对联的人成了家里一道光荣的风景。老叔还会画画，记忆中，家里过年的年画都是老叔画的，有风景，也有人物，这些都是他自学的。就在去世之前，他还用隶书为家里的家堂撰写了一副对联：金马玉堂臻富贵，明伦盛教振家声。对联的下边是他的水墨画，一对仙鹤振翅欲飞。

　　想起儿时，他领着我们去大凌河钓鱼，顶着日头挖蚯蚓，迎着黎明起鱼钩，鱼儿在鱼钩上跳跃翻腾的景象历历在目。他给我们讲《水浒传》，给我们买小人书，成套的《水浒传》一本不缺。我们在老叔的影子里长大，他告诉我们人生怎么走。可是，他走了。

　　我戴的第一块手表就是老叔买的。我考上师范学校，老叔很高兴。他去北票上班，我去凌源上学。在公营子火车站旁边的商店，他给我买了一块手表，是机械表，黑色的底盘，金色的指针。三十几年过去了，我的手表换了许多块，老叔买的那块表早已不知去向，但我不会忘记，那是我戴过的第一块手表：不仅指示时间，也指示方向。时间变动不居，方向永远向上。

　　9月30日，是老叔火化的日子。清晨，老叔真的走了，再见也只有在梦里了。站在殡仪馆里，日在东方，月挂西天。音容宛在，月送故人归。

　　中学课本里，有鲁迅的亲侄女周晔在1945年鲁迅逝世九周年之际写下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的确，伯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也许，这句话用在老叔的身上，也不为过。

　　刚刚从博客上看到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张海斌老师写的一篇博文，是纪念父亲的。博文里有一段话写得真好：“维特根斯坦说，所谓理解，就是懂得如何继续。但仅仅活着，并非真正的继续。只有更踏实，更坚定，更有意义与更精彩地活着，才是对人生真正的理解，才是一种真正的‘继续’——以及，对逝者最高的纪念。”正如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一头扎进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2000年，最誉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读本”的中译本《斐多》问世了。

　　老叔走了，我要做的，就是懂得如何更好地继续。

　　[助编 繁花似锦  责编 赵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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