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献给您

——缅怀恩师文道宽先生

文/律相银  编辑/繁花似锦

这是作者根据文老师的一张一寸照制作的

　　文道宽先生离去几十载，我没能给先生献上一枝鲜花，但是常常想起他。尽管经过几十年时光的淘洗，很多事情都淡忘了，模糊了，但是文道宽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却从未暗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亲切，日益鲜明。我常常想起先生，想起先生的一颦一笑，想起先生生命最后定格的那光辉的瞬间，想起41年前那令人揪心的往事，想起吞噬了先生宝贵生命的那可恶的混浊的山洪。

　　41年前，供职于朝阳地区艺术馆的美术工作者文道宽先生到北票辅导学生。在返回朝阳的途中，突遇猛然暴发的山洪，为了抢救落水人员，这位来自海滨城市大连的鲁美高才生，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贫瘠的辽西土地上。

　　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1976年8月10日，星期二。虽近酷暑，但那天并不太热，只是阳光很强烈。大约下午2点左右，时为《北票矿工报》美术编辑的我，正为报纸上的一帧插图忙碌。忽然接到来自台吉矿工会的电话，说朝阳地区群众艺术馆的文道宽老师到他们那里讲课，问我能不能过去陪陪。

《鸡冠花》 这幅作品很早，是70年代初期作品。当时文老师住在朝阳三代会的院子里。这幅画就挂在他的卧室里。我第一次看见这幅作品，兴奋不已……

　　文老师不仅是我走进美术圣殿的恩师，还是我最敬重的兄长和朋友，想到马上会见到文老师那亲切的面容，听到老师睿智的谈吐，我非常兴奋，马上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当我推出自行车准备前往距北票近10里地的台吉时，天空的西北角已经涌上了团团黑云，一场恶风暴雨呼之欲来。那个年代交通不是很方便，去台吉一是骑自行车，二是坐矿务局通勤火车，这样恶劣的天气，骑自行车显然非明智之举，而一天三次的通勤火车也要晚上6点钟才会发车，我只得遗憾地回电话向老师说明情况，说这次师生虽然无法见面，但是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次联系，这一次的临时变更却酿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成了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永远不能抹去的创痛。

　　得知文老师牺牲的噩耗是第二天早晨，仍然是来自台吉矿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不愿相信，不肯相信，也不忍相信！我反复问了几遍，几乎有些声嘶力竭。来电话人那低沉的哀痛的声音确认了我最不愿意正视的噩耗，我顿时感觉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心就象有一只手狠狠地往下拽一样，胸口闷得喘不上气来，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泪水一下子糊住了眼睛。我懊悔自己没有去台吉陪他，我痛恨那吞噬了文老师的混浊的山洪，我懊恼自己昨天的随机变更。如果我知道，我最敬重的文老师那年轻的生命竟然会在昨天的霹雳闪电中戛然而止，那么，别说是狂风暴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会连眼睛都不眨地应命而去，拼尽全力拽住我的老师那年轻的生命。要知道，文老师每次来北票，我都在招待所陪他，我们师生畅谈一宿，第二天我送老师返程。

　　后来在知情者的叙述中，我知道了老师生命最后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哀痛老师的英年早逝，但也为老师在生命最后关头展示出来的大爱弥天而极受震动。

　　伴着我笨拙的笔，让我们回到41年前，回到文老师生命的最后一瞬间。

　　1976年8月10日下午，专程赴北票台吉矿辅导完学生的文道宽老师，坐公共汽车返回朝阳。汽车行至白腰的河边，只见黄色的山洪翻滚着巨浪早已淹没了漫水桥，咆哮着向下游砸去。河的中间，漫水桥上有一辆卡车已经抛锚。水淹到驾驶室，山洪无情地狠狠地推晃着卡车，卡车看似随时可能被恶浪吞噬，车上的司机在不断地呼救。情况十分危急。文老师所乘坐的公共汽车无法前行，也停在岸边。见此情景，文老师心急如焚，他见状马上下车，站出来号召大家一起来施救。

　　在文老师的感召下，几个会水的年轻人，加入了抢救的队伍。文老师和那几个年轻人，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几个人的身体串连起来，终端由岸上的乘客们用力拽住，便义无反顾地下到湍急的山洪中。在这支临时组成的抢险队中，文老师迎着巨浪游在最前面。他们艰难地向卡车靠拢，第一次没有成功。就在第二次行动正在进行时，一个巨浪从漫水桥附近的两根黑色电杆前冲过来，从文老师的身后无情地砸下来，水面上突然不见了文老师的踪影。许久，他的头又浮出水面，三四秒钟就再也不见了，绳子却缠在电杆上。年仅30岁的文道宽老师，本是在渤海湾的渔村长大的大海之子，却永远消逝在辽西湍急的山洪中。

　　岸上的人们在车上看到他的遗物：一个四角已经磨破的草绿色八开画夹，打开画夹，一张张精彩的、生动的速写、素描人像，呼之欲出。行囊里有他换洗的衬衣，工作证上写着“文道宽”“朝阳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字样。

　　41年过去了，我每每往返朝阳路过白腰的漫水桥，都不敢看那令我憎恶的两根黑色的电杆，它让我想起那心碎的一刻，让我想起我的老师生命最后的定格。

　　我是在朝阳市总工会主办的美术辅导班上认识文道宽老师的，他是老师，我是学生，那年我21岁，是北票矿务局台吉矿的井下工人，一个业余时间喜欢写写画画的美术爱好者。

　　我是铁匠的儿子，虽说号称中学毕业，但是由于文革耽搁学业，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文化。思想单纯，知识单薄也很苍白。正是跟文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里，我知道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他身边的日子里，我在傻傻地欣赏《红色娘子军》美妙至极的快乐的女战士的旋律中，才知道了柴可夫斯基，知道了这段乐曲竟然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的四小天鹅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在他的身边，我听到了列宁的夫人普鲁斯卡娅的故事，也第一次听到了列宾的名字，知道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油画背后的故事，知道了苏里科夫的《女贵族莫洛卓娃》的故事。我的文老师，他不止教会我绘画的基本知识，还引导我进入一个我从没接触过的新的世界，那些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温柔感情的故事，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是老师给与我的无尽的财富。

　　文道宽老师不止教我们作画，更教我们做人。在他眼里，甚至做人比作画还要重要。他每次给我们上课，都要强调，“要先做人，后画画。”他所说的做人是要我们做一个好人，只有善良的人，才能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个美丽的人间。只有准确地表达客观事物，作品才能升华到一定的思想高度，主观世界和艺术审美能力才能得到升华，就象列宾画《伏尔加纤夫》，纤夫们感动了列宾，才有了列宾流传千古的佳作那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这些话，我至今还常常回味，我把它当成指导我做人和做事的座右铭。

《石匠》画的是战天斗地的农民形象，原型是朝阳八盘沟的农民曲振生

　　文老师律己极严。他身高一米八以上，操着浓重的大连口音。言谈话语温文尔雅，绝没有半句脏话。他生活简朴，爱抽“迎春”香烟，无论在哪里，你递给他一支烟，他总是掏出自己的那盒“迎春”说：“这有”，反过来还要你抽他一支。他幽默有趣，走到哪里总是带来一片爽朗的笑声。他待人极诚恳，坦率，从不在背后褒贬别人，他是老师，又长我近十岁，但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他从不把我当成小孩，从来都是以平等身份和我交流。他对我们这些来自基层很有些土气的学员爱护备至，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兄弟。记得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物资极度匮乏，食物短缺，几乎所有食品都是凭票供应，按人定量。吃一次好饭是极大的奢望。文老师把这些喜欢画画的傻小子们叫到家里，请大家饱餐了一顿饺子，那是我这一生中吃过的最可口的饺子，我们这些傻后生风卷残云狼吞虎咽，估计消耗了他家大概几个月的肉票。却没顾得上看看老师尝没尝上一口。仁义的文老师，和我们在一起吃饭，见我们喜欢吃的菜，他常常有意避让，自己绝不吃一口。这样顾及别人的感觉，体谅别人的心情，文道宽老师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人，他有古代君子之风！

　　文道宽老师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是品学兼优的高才生。他的绘画基本功深厚，思想极为活跃敏感，在文老师留下的精彩习作里，看得出他具有优异的艺术禀赋和天资。文老师热爱自己的专业，不断地攀登艺术的高峰。冬天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他戴着狗皮帽子背着画箱，扛着画架顶着凛冽的寒风到农村去写生。那年代当地的农民们没见过这等阵势，硬说文老师是特务，把他一直扭送到当地公安部门。虽然这场闹剧以喜剧结束，可从这近乎笑话的传闻中不正是表现了文道宽老师对艺术和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么？

　　文老师德艺双馨，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在文艺界百花盛开的春天，他该有多少杰作问世！文先生的同学、省美协副主席吴云华曾说过：“现在的辽宁省美术界，没有人超过他的才能，也没有人具备他那样的人格。”

　　文先生的追悼会在朝阳剧场举行，上千人为他送行。

　　在殡仪馆里，人们依次向文老师告别。我俯下身，双手握住恩师和兄长的手，他的手冰凉而柔软，他的眼睛紧闭，嘴角却微微上翘着，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从不戴帽子的头上戴上了一顶鸭舌帽，玻璃棺装不下他伟岸的身躯，他的腿稍蜷着。我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悲哀，失声恸哭，泪洒英雄的衣衫。紧挨着我的孙介凡老先生是潘天寿的学生，在美术界声名卓著。老先生号啕大哭，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最后不能自制，双手扶墙低头哭泣，浑身不住地颤抖。

　　烟囱无情地飘出一缕青烟……

　　文老师的老母亲坐在地上，双手不断地拍着干涸的土地，哭喊着儿子的名字：“道宽啊道宽啊！”

　　文老师的老父亲双手抱着头，头顶在墙角，瘦弱的身体痛苦地抽泣着……

　　文老师只有两岁的孩子依偎在妈妈怀里，小手不住地摸着妈妈痛苦、泪流满面的面庞：“妈妈不哭啊，爸爸睡觉怎么还不醒醒啊”……

　　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妻子失去丈夫，幼子失去父亲，看着那一幕幕，我的心碎了。41年过去，写到这里，我依然泪染衣襟……

　　白雪飘飘，哀思悠悠。我把这41年的哀痛，祭献在先生灵前，愿它化作早春的鲜花，绽放在辽西的土地上，也绽放在先生安息的故乡——渤海之滨的大连。

　　（文老师速写由郭志珍藏、提供）

[责任编辑：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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